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因为犯下谋反的大罪,被明武宗凌迟处死。随后,王守仁再度被朝廷启用。此后王守仁多次奉命镇压国内的农民起义,并成功平定了宁王朱宸濠发动的叛乱。
宁王的大本营在江西南昌,叛乱发生以后,九江、南康等地都被宁王的军队占领。王守仁见宁王的主力都在攻打安庆,便决定趁着南昌兵力空虚之际对其展开进攻。南昌被攻破后,宁王率军回来支援,这一点王守仁早就料到了,并且已经做好了充足的迎战准备。宁王的军队在其后的交战中节节败退,后来索性退回到战舰上。
王守仁乘胜追击,命令部下放火烧毁了宁王的战舰。由于宁王的多艘战舰都已连为一体,一损俱损。船上火势凶猛,宁王的部下要么仓皇跳水,要么搭乘小船妄图逃生,最终都被王守仁率领的明军抓获,宁王发起的这场叛乱只持续了一个多月就被平息了。王守仁因平乱有功,一时间名动朝野。
王守仁晚年曾总督两广地区的军务,两年后因为年老体衰,上书辞掉官职,在归家的途中病逝。王守仁死后,得到了“文成”的谥号,并被追封为新建侯。
创立心学是王守仁一生最大的成就。他的哲学理论无论是对我国还是邻国,都影响深远。王守仁生前曾提出“知行合一”的思想,即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后来,这成为了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奉行一生的教育指导思想。
“虎王”刘瑾被诛
刘瑾是陕西兴平人,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遂改姓刘。孝宗在位时,他负责侍奉太子朱厚照。他知道太子将来会继承皇位,因此千方百计地讨好太子,希望太子即位后可以感念他这个功臣,给他权势和富贵。
由于他善于察言观色,而且会随机应变,因此深得太子信任。弘治十八年,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此后,刘瑾多次升迁,并坐上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宝座。
武宗无道,喜好声色且狂放不羁,自称威武大将军朱寿,而且宠信太监。当时,刘瑾和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太监都深得武宗宠信,被称为“八虎”,刘瑾为“虎王”。这些太监千方百计地鼓动武宗寻欢作乐,他们则瞒着武宗胡作非为。
武宗最信任刘瑾,因此命他掌管京城的精锐守卫部队。刘瑾大权在握之后,就开始趁武宗骄奢淫逸之机把持朝政。刘瑾不但把持朝政,而且乘机排除异己,致使朝中许多正直官员都被迫害。与此同时,他还勾结左都御史刘宇、吏部尚书焦芳等奸佞小人,逐步扩大自己的势力。
朝臣们见武宗被太监们搞得不理朝政,纷纷劝谏。武宗起初不以为意,后来听说天象有变,才打算把刘瑾贬到南京。大臣们认为刘瑾是个祸根,如果不除掉他,早晚会出事,于是准备一起劝武宗杀掉刘瑾。
与刘瑾狼狈为奸的焦芳立刻向刘瑾告了密。刘瑾闻讯大惊失色,赶忙召集其他七名太监,到武宗面前哭诉、求情。武宗念及刘瑾曾经忠心地照顾过他,不但赦免了他们,还让他们分别掌管司礼监、东厂和西厂。
当时的司礼监是重要的内宫官署,有一名掌印太监和八九名秉笔太监。在明朝,如果有皇帝不勤于政务,就会让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代为批示百官的奏章,这就给太监提供了胡作非为的机会。此外,司礼监的太监还有传达皇帝旨意的特权,这则给太监制造了篡改圣旨的机会。刘瑾是司礼监的主管,完全具有专横跋扈的条件。他首先报复了那些曾经使他身陷绝境的大臣,报复方式有罚米供应边疆和身体处罚等。有许多大臣都因为罚的数目太大而破产。至于身体处罚,对他们实施廷杖,致使许多大臣被当场打死。此外,刘瑾还造了一种重达一百五十斤的大枷,致使那些遭他迫害的大臣几天内就被大枷压死。
刘瑾还借故罢免、廷杖或诬陷可能威胁到他的劝谏官,并命令所有劝谏官在寅时(早晨三点到五点)入朝,酉时(下午五点到七点)退朝,目的就是让他们没有精力弹劾自己。
刘瑾在排除异己时,简直是为所欲为。他曾经找了一个借口,一次把二十多个平时只对他作揖而没有磕头的翰林院官员或调职或贬为平民。渐渐地,他清除了所有曾经得罪过他的大臣,此后他就开始为所欲为了。他深知武宗爱玩,就用打球、跑马、带鹰抓兔等方法缠住武宗,并且专挑武宗玩得兴起时向武宗禀告政事。武宗此时只顾玩乐,自然不愿意被打扰,因此总是心烦地让他看着办,并斥退了他。刘瑾表面上装出一副办事不力的样子,心里却美得不行。就这样,刘瑾轻易地达到了专权的目的,世人都暗地里称武宗为“坐皇帝”,刘瑾为“立皇帝”。
明武宗朱厚照像
刘瑾为了增强自己的权势,还建立了权力在东厂、西厂和锦衣卫之上的特务组织内厂,以此来监督官吏和百姓。权力的集中刺激了他的贪欲,他开始利用权势公然收受贿赂。各地官员入京朝觐或升迁,都要给他送礼,否则这些官员就会官位不保。如果有人升了官,那么这个人得立即使用重金“谢”刘瑾,送少了可不行,因为有可能马上被撤职,但是如果赶紧追加银子,马上又能恢复官职,官位基本上成了刘瑾捞钱的工具。另外,刘瑾还派亲信到地方任职,以便为其敛财。
刘瑾接受别人贿赂之后,自然得枉法行事,以至制造了许多冤狱。不过,后来有一段时间,刘瑾竟然拒绝收受贿赂,因为有亲信说,行贿者的钱基本上都是行贿者借刘瑾的名义从官府盗取或剥削百姓所得的,给刘瑾的仅占十分之一,但是百姓却会因此把怨气都集中到刘瑾身上,因此不宜受贿。刘瑾觉得这种说法很有道理,于是开始拒绝贿赂,甚至像个清官一样惩罚行贿者。但是,由于他生性贪婪,所以他不可能改掉收受贿赂的习惯。
权势和金钱使刘瑾渐渐迷失,最后竟然动了篡位之心。再加上刘瑾专权使朝政混乱;收受贿赂使地方官员加重了盘剥百姓的力度,从而使地方矛盾激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因此终于在正德五年(1510年)引发了安化王叛乱。
正德五年四月,都御史杨一清和太监张永受武宗之命平定了安化王叛乱,并在向武宗报告战况时罗列了刘瑾的十七大罪状。原来,“八虎”中的其他人早已因为刘瑾不肯分权而对他怒目相向了,这是刘瑾没有想到的。武宗自然不信,第二天就抄了刘瑾的家,结果不但搜出金银数百万两、珍宝无数,还发现了印玺、玉带等物,并在刘瑾经常拿着的扇子中搜出了两把匕首。事实摆在眼前,武宗也不得不相信刘瑾谋反了。谋反可是第一重罪,于是武宗下令将刘瑾凌迟处死。
凌迟即千刀万剐,行刑时将受刑者身上的肉一刀刀割去,使受刑人饱尝痛苦,然后慢慢死去。这一刑法在明朝时期比较精细,大多数凌迟都超过千刀。那些曾经被刘瑾害过的人家,纷纷花钱买下刘瑾的肉吃下,以解心头之恨。不可一世的刘瑾,就这样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铁骨铮铮的杨继盛
杨继盛,直隶容城(今河北容城)人,官拜兵部员外郎,明代著名的谏臣,因疏劾严嵩而惨死。杨继盛杀身成仁,不愧是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
杨继盛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出生在一个世代耕读之家,他的母亲死得早,他与父亲和继母生活在一起,过着既孤单又清苦的日子。他白天放牛,晚上去拜师访友,常常读书到深夜才睡觉。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杨继盛得中丁未科进士,担任留都(今江苏南京)吏部主事,后调至京师担任兵部车驾司员外郎。
在杨继盛担任兵部员外郎期间,俺答汗数次带兵入侵明朝北部边境。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率兵进犯大同。大同总兵仇鸾曾因犯罪而入狱,后来因为贿赂严嵩而被释放并加官晋爵,他见俺答大军兵临城下,就在幕僚的建议下用财宝贿赂俺答,请俺答移师绕行。俺答认为一旦攻下京城,大同自然也唾手可得,于是移师南下,一路打到了北京城郊。兵部尚书丁汝夔原本要迎敌的,可是严嵩却怂恿他不要迎敌,以免因战败而获罪。于是丁汝夔就坚守城池不出,以致俺答大军得以在北京附近任意掳掠然后扬长而去。世宗闻讯愤怒不已,下定了斩杀丁汝夔的决心。丁汝夔临刑前还对着周围的人大喊:“严嵩误我!”
对于严嵩的丑恶行径,世人都是知道的,只是人们大都畏惧严嵩的权势,所以没人敢上书弹劾。可是,忠君爱国的杨继盛却不怕严嵩,他在俺答大军来犯时,曾向世宗上书,希望朝廷可以派兵抵抗俺答大军。世宗虽然也想过要采纳这一意见,可是最终却在严嵩等人的蛊惑下把杨继盛贬为狄道(今甘肃临洮)典史,并与俺答讲和。
严嵩生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年),袁州府分宜县(今江西新余分宜)人,虽然家世清贫,但他少年聪慧,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会试考中二甲进士,入翰林院就职并崭露头角,令包括内阁大臣李东阳在内的不少士大夫“咸伟其才”。武宗正德二年(1507年),官拜翰林院编修,不久之后,严嵩就因为受到刘瑾排斥南方士大夫的原因而借口辞官了。严嵩在家乡建造了钤山堂,过着隐居的日子,一待就是八年。在这八年里,严嵩一边过着田园生活一边读书,所以他此时声誉很好也是自然的。武宗正德七年(1512年),袁州知府开局修志,请严嵩为总纂。严嵩于正德九年完成了《正德袁州府志》。除此以外,严嵩还撰写了《钤山堂集》,由于他文采较好,因此名声越来越大。严嵩做过一些小官,嘉靖七年(1528年),严嵩因为善于起草祭神的文书而讨得了世宗的欢心,开始步步升迁,直至位极人臣。严嵩拥有了权势之后,他开始以其子严世蕃等人为爪牙,收受贿赂,侵吞军饷,大力排除异已。杨继盛如此大胆地跟他作对,自然也逃不过他的打击。
杨继盛在狄道上任之后,疏浚河道,开发煤矿,让妻子教当地人如何纺织,还请来老师教当地的青少年学习,深得当地人民的拥戴。此后不久,俺答违背和议,屡次进攻明朝边境。世宗这才意识到杨继盛有先见之明,于是把他调回了京城。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杨继盛向世宗上呈《请诛贼臣疏》,历数严嵩“五奸十大罪”,请世宗严惩严嵩。可是,严嵩却假传圣旨,将杨继盛打入死牢,并加廷杖一百。一位同僚不忍心看杨继盛受皮肉之苦,就托人送给杨继盛一个蚺蛇胆,让他用来解毒、止痛。可是,杨继盛却拒绝了这份好意,并且无所畏惧地说:“椒山(杨继盛号椒山)自有胆,何必蚺蛇哉!”他的腿骨被廷杖打折,腿肉被打掉,浑身血肉模糊,被拖回牢房时已经不省人事。由于没有人给他包扎伤口,再加上牢里蝇虫滋生,所以他的伤口开始化脓。这时,杨继盛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他在廷杖之后的一个深夜,安静地坐在牢房的一角,在油灯下用一个破碎的碗片刮着腿上的腐肉。这时,他既没有麻药也没有铁环,嘴里也没有塞毛巾,而且碗片也不锋利,可是他却带着一副平静的表情不停地刮着难以刮掉的腐肉。这种剧烈的疼痛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可是杨继盛却没有发出一点儿声音。狱卒在看到这样一副令人不寒而栗的画面时,顿时吓得瞳孔收缩,双手颤抖,双脚像是被钉住了似的动弹不得。这时,杨继盛却幽幽地开了口,叫狱卒不要动,以免他看不清楚。就这样,杨继盛自行割下了三斤腐肉,断了两条筋,受尽了折磨。即便如此,他依然不忘给家人写信,请妻子好好照顾儿女,教导儿女要一心向善,并教他们如何学习。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严嵩授意刑部尚书何鳌向世宗进言,请世宗将杨继盛这个动摇自己权位的人与闽浙总督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等九人处决。随后,世宗即下诏于二十七日处死杨继盛。百姓听说杨继盛要被处死,蜂拥着赶到刑场为杨继盛送行。只见沿街人山人海,哭声震天,晴朗的天空突然变暗。杨继盛视死如归,他曾作一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在临刑前,杨继盛也依旧神态安详,他当众放声吟诵道:“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
杨继盛死后,他的妻子自缢殉夫。百姓对他们既敬佩又同情,就把杨继盛的住所改成了庙宇以供人们祭拜。杨继盛死后七年,严嵩父子被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徐阶等人扳倒,落得个抄家去职的下场。从严嵩家里抄出的黄金有一万两,白银有二百多万两,由此可见其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两年之后,严嵩病死。
穆宗隆庆二年(1568年),杨继盛的冤案得以平反。穆宗追赠杨继盛为太常少卿,并在保定为他建造了“旌忠祠”。此后,人们又多次重修了杨公祠。清朝顺治帝曾赞颂杨继盛道:“朕观明有二百七十年,忠谏之臣往往而有,至于不为强御,披膈犯颜,则无如杨继盛。”
张居正实行“万历新政”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明代政治家、改革家。他在任期间推行的万历新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各种矛盾,为明朝延续了几十年的寿命。
张居正七岁通六经大义,十二岁考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二十三岁考取进士,授编修官一职,后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二十六岁,他向世宗呈递了《论时政疏》,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改革主张,但是并未引起重视。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张居正以养病为借口回到了家乡,深切体会到人民生活的疾苦,政治思想也逐渐成熟。三年后,张居正回到翰林院供职,准备相机而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奸相严嵩倒台,张居正的老师徐阶继任首辅。徐阶上任后,和张居正联合起草了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大兴土木的弊端,为蒙冤的朝臣平反,受到了官民的普遍欢迎。两年后,张居正在徐阶的推荐下,成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读。徐阶这一做法可谓深谋远虑,因为裕王将来很有可能会继承皇位。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世宗驾崩,裕王即位,即明穆宗。明穆宗就是隆庆帝,他从小就因为不受父亲的宠爱而养成了谨慎、仁义的性情,后来因为两位长兄先后早死才成了皇帝。他即位之后也从来不做任何重要的政治决断,以至于经常被大学士们安排去参加一些盛大典礼以树立威望。隆庆帝不愿干预朝廷具体事务的态度,或者说他的无能,使得那些有能力的官员能够放手去行使朝廷权力。隆庆帝即位之后,张居正如愿地以裕王旧臣的身份被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几个月之后,张居正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逐渐有了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不久,徐阶因年迈多病而被迫告老还乡,内阁大权主要由高拱掌握。高拱在任期间,由于他过于自负且专横跋扈,所以经常招来同僚的非议。隆庆六年(1572年),正值盛年的穆宗因沉迷于媚药驾崩,皇位由其子神宗继承。神宗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他即位时年仅十岁,所以朝政由其母李太后处理。李太后非常信任张居正,神宗对张居正更是信任有加,张居正趁新皇登基之际,联合李太后与太监冯保,以“专政擅权”之罪把高拱打回了原籍。这么一来,张居正就成了首辅,从此独掌国家军政大权长达十年之久。
在这十年里,备受朝廷重视的张居正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万历新政”。
政治上,张居正认为当时朝野泄沓成风,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所以他上疏实行了“考成法”。考成法类似于现在的政绩考核制度,它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为方针,明确了各级官员的职责,督促各级官员按要求完成每年的考核任务;如果有人不能如约完成任务,就要被贬职,直到被贬为平民百姓。它的主要目的是打压官僚玩忽职守、争权夺势的腐败之风,使吏治分明。在实行考成法时,镇守云南有功的沐朝弼屡次犯法,张居正就改立沐朝弼的儿子袭爵,派飞马前去捆绑沐朝弼。沐朝弼没有反抗,后被张居正幽禁在南京。当时,“盗贼”骤然群起,甚至抢劫官府库房,地方政府常常隐瞒这类事情不上报,张居正下令如有隐匿不报者,必将撤职查办,地方官也不敢再隐瞒。
万历五年(1577年),全国的钱粮年收入达四百三十五万余两,比隆庆时的年收入二百五十余万两之数增加了将近一倍(《明通鉴》卷六七),扭转了国家财政长期亏虚的状况。张居正自言:“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
除了实行考成法之外,张居正还以六科控制了六部,又用内阁控制了六科,全权控制了朝政,将他在十三岁时写下的“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这一理想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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